成龙：我的人生太奇妙，相当于别人的十辈子

常人无法想象成龙的一天会忙成什么样，对这个问题他也颇感兴趣，很想答，但自己也说不出来究竟是怎样的，只知道接下来还有八九件事在等着他，偶尔朝周围的助理抱怨下，“你们问他们有多忙，你看，没时间吃饭，等会儿要去怀柔录影，明天还有活动，设计衣服，去台湾，和那边的人开会……”眼前的他变成了一个顽皮又爱撒娇的小孩，“我想了想还是拍戏最轻松，片场没人骚扰我，哪像我现在，连去个厕所的时间都没有。”新专辑《我不是成龙》发布会后的两小时，成龙就在两个采访间来回奔波，戴麦，调光，开始，任何问题他都有很多话说，滔滔不绝间他说自己还没说够，64岁的他有太多故事，言语间充满了柔软、感性、率真。

对成龙的评价，太多了。他是40年来无人能超越的动作巨星，破旧立新开创了功夫喜剧先河，后来又以“猛龙过江”之势征服好莱坞；他是功夫传人，电影行家、跨界高手、公益巨擘，几代观众耳熟能详的大哥。上世纪70年代，从5元钱一天的武术指导攀升至480万片酬在握的明星，成龙仅仅用了5年的时间，他从不甘心做别人的替代品，动作设计、角色设定、题材表现都在一步步创新，逐渐形成了成龙标签式的表演风格和作品类型，亲身上阵，创造了许多至今没人敢尝试的经典动作画面。如今，成龙成为中国的一张文化名片，从龙套做到武行再到龙虎武师，从演死尸到从镜头面前划过，再到能有一句台词，一晃到今天已经四十年了，现在的他习惯感叹，“我的人生太奇妙了，相当于你们的十辈子，直到现在也依然那么努力，那么拼命，从不低头，也从不放弃去拼。”

“大哥”之名只因爱强出头

所有人，无论老少，都习惯叫成龙一句“大哥”。

日新月异的娱乐圈，男明星年轻时容易被叫某仔，再辉煌时会升级为某哥，气场和名气再高些可能升级成某爷。唯独成龙的称呼“大哥”似乎是个例外，这是他的专有名词，甚至不用加上姓名。成龙自己也说不清楚，到底什么时候有的这个称呼？可能是从改革开放那年的《醉拳》开始的，一叫快40年，但成龙最认可的解释莫过于自己习惯打抱不平，随时都喜欢帮助别人。

“我想‘大哥’称呼的来历主要是对付黑社会的那段时期，为什么他们老是欺负恐吓小演员？有人被欺负我第一个站出来叫板，我说你们来找我、别怕他们，有什么我们就报警。因为对黑社会，你一怕，他们就步步紧逼，你往前冲，他们一定往后退。后来带大队人到警察总署去抗议，保护艺人，组织艺人协会，每一个协会办不下去我都支持，只有我敢这么做。”回忆那个经历时，成龙总是义愤填膺，“以前在美国我受过不公平待遇，回到香港，艺人也是一样的处境，收不到钱给黑社会欺负，我就很愤怒。可能是爱强出头吧。导演协会有什么问题，我会说来找我，没钱买房子，我来买；武行协会有什么情况，我来，坦白说那个年代我赚钱最多，40年前我已经拿480万片酬了，你想想什么概念。那时我也没文化，只知道花钱、讲义气，‘兄弟，来，拿，你要我支持什么，都给’。”

从辍学顽童走上巨星之路

成龙童年家境贫穷，甚至差点被爸爸卖掉，小时候性格顽劣，常常打架闹事，一年级读完了就辍学在家。六岁那年，他被父母送去学京剧，拜于占元为师，艺名叫元楼，与元龙（洪金宝）、元华、元彪等人组成“七小福”。如今提起“七小福”时代，成龙回忆那时与洪金宝抢饭吃，与师兄弟元彪元华争着做替身，摔来摔去，“别人不敢做的动作，我们敢做；别人不敢跳的楼，我们敢跳。”为了生存，演尸体，被火烧，每天清晨6点就跟着师兄去等工，车子一开动，就说明今天有了工作——去片场挨打，今天能赚5块钱。看似无望的片场讨生活，成龙却别有想法，无数武行闷不吭声摸爬滚打，成龙开始琢磨“镜头该怎么摆，动作怎么控制，场面如何调度，他慢慢发现拍电影有很多学问。”

改革开放那一年，1978年，对成龙来说别具意义。那时，被称为“票房毒药”的他被吴思远借去拍了《蛇形刁手》和《醉拳》，一改过去传统功夫片中主角的硬汉形象，将喜剧表演引入功夫电影中，以此确定了谐趣功夫的动作风格，开启了属于成龙的“功夫喜剧”时代。《醉拳》是成龙巨星之路的起源，片子成功后成龙很快就成了百万富翁，嘉禾挖他过档，当时就开出480万港元的片酬，暴富后的成龙也特别有个性，跑去一口气买了七只钻石表，每天换一只；最奢侈时他有50多辆车，占了嘉禾所有的车位，连嘉禾老板邹文怀都叫他“嘉禾小霸王”。

香港回归后为自己国家自豪

《醉拳》后15年，成龙再次饰演黄飞鸿，打造正牌续集《醉拳2》，这个影片台前幕后的主创都没有收片酬，算是当时成龙电影作品中最便宜的一部，一如第一集，《醉拳2》再次打破了香港功夫片的卖座纪录，还入围美国《时代周刊》评出的当年“世界十大电影”。很多人不知道，《醉拳2》还是内地电影市场改革后第一部以分账形式引进的香港电影，换句话说，成龙成为内地进入票房时代的“先行者”。成龙表示：“那时候我一直跟自己讲，我希望有一天世界电影史的手册里会写成龙的名字，我要做一个在历史名人堂里的人，所以每部电影都要拍好”。

1985年，成龙终于成立了自己的电影制作公司，在这个过程中，他的《警察故事》系列拓展了功夫片领域的发展方向，立足本港，以陈家驹一角打破“动作演员与表演类奖项无缘”的魔咒，荣膺金马奖最佳男主角，影片也是成龙搏命出演危险镜头的开端，一次次突破人体极限的高难度动作，令人叹为观止。同时，他以《红番区》为新起点，成功打入好莱坞，最终以《尖峰时刻》确立了在好莱坞一线动作明星的地位。闯荡好莱坞，成龙也经历过挫折和票房失利，“记得香港还未回归，一个美国很有名的明星，见到我的时候用日语问‘你好’，我连忙用英语解释‘我是香港人’，但她还是坚持用日语和我交流。在国外参加首映礼因为我穿西装，大家就问成龙是日本人还是韩国人。我是哪个国家的人不知道怎样解释。回归之后，我是中国人，我来自中国香港。”成龙兴奋地说，“国家有了这么大变化，我们是非常幸运，到了我这个阶段应该多做慈善、环保，能帮国家做多少事就做多少事，珍惜眼前人，做任何事都是报恩的心态。”

生命里没有档期，只有电影

千禧年后，成龙带着《新警察故事》从好莱坞回归华语影坛，并全力展开北上之路，这个阶段不断提携新的导演和演员，通过《十二生肖》《铁道飞虎》等片做出更多角色和类型的突破。今年是成龙与成家班走过的第41个年头，提起这些兄弟情，成龙最爱用“出生入死”四个字形容，他特意为他们唱了首歌，叫《青春故事》，每当旋律响起他们都会边唱边哭。“要拍，就没有成家班做不到的，每一个镜头都要认真，只有这样观众才能记得你，也是因为他们，我才能坚持到今天。”

这两年，成龙依旧马不停蹄地拍着电影，计划中仍有近20部影片将要拍摄，周围人都说他不用这么拼了，可以用替身、减少戏量，但他依旧不妥协，“你给成龙做特效、绿幕，观众不会原谅我的，我可以15天去拍一个镜头，你不要问我有没有档期，在我这里没有档期，只有电影。”

他总是笑着说自己的人生太奇妙了，还有很多事情想做，应接不暇，时间是太不够用了，“我经历了太多事情，过了你们十辈子的人生”。有时候，他也羡慕李小龙的谢幕方式，曾想过在某个时间点让自己的生命戛然而止，给观众留下最美好的回忆，就像那段英文自传的末尾，他这么写，“又是我怀疑自己是不是应该在某一天突然消失，可能我永远不会这么做，但我只希望当时机来临时，会知道该停下这一切，也希望观众在评价我时不要太苛刻，就好。”

倒带40年

1 唱新专辑歌的时候你总是很感叹，MV里也五度落泪，打拼这么多年自己迎来了哪些变化？

成龙：变化就是人大了，怀旧了，开始关心家人了，就想把以前老是不好意思说的话说出来。成家班东征西战几十年，在国外打拼，以前刚去美国人家都看不起我们，给人家骂，今天在国际舞台上有了一席之地，一穿成家班的衣服，人家看到那个“龙”字就会感叹，“喔，Jackie Chen stunt team”，地位改变太多。但我回想我妻子，我每天跟兄弟的时间远远多过和她在一起，对她很愧疚，也会想起儿子房祖名小时候我也没怎么尽父亲的责任，我不是个好父亲，但是个很负责任的父亲，对他也有愧疚。到我现在这个年龄，最近朋友一个个离世，我感觉自己想说的话如果不说都没机会了，就干脆通过唱歌来跟妻儿道歉，对所有兄弟和影迷们致谢。

2 作为业界的标杆和里程碑，你曾说也一度怀疑自己能不能拍电影，你对于辛苦和迷茫期是如何应对的？

成龙：迷茫期都是自己给自己的，我常常和一些演员、歌手、包括房祖名讲“要做一个全能歌手”，你看很多歌手，只是唱歌的话他不会生存多久，反而是有创作力、制作型的歌手才会生存很久。现在的观众，他不是只看脸的，看脸只是一刹那，那么多小鲜肉一波又一波，但你看周华健、周杰伦还站在顶峰，李宗盛还在，因为他们全能。我也跟我自己讲一定要做个全能演员，编、导、演、制作都要会，如果你只会等，不去创新，那就是迷茫期。你看赵薇《还珠格格》后拍了几个戏，久而久之人家自己拍个剧本，就已经是导演级的了。

3 在风云变化的时代，你坚持做过什么逆流而上的事情吗？

成龙：我确实是个恋旧的人，到现在反而对新鲜（事物）不怎么感兴趣，就像我从来没有微信，至今都是电话打出打进，偶尔写个信息“过来吃饭”。我不是坚持逆流而上，因为我曾在会上瘾的东西上都犯过错，以前十八九岁在澳门赌钱，上瘾输到倾家荡产，没有饭吃了就不赌了；后来打游戏，金像奖在台上讲话时我的眼睛看到的全是俄罗斯方块，有天睡觉起来枕头上全是头发，后来我叫人把整台机器全部拆走，才开始重新去认真谈剧本，后来到了内地，他们说都玩斗地主，我说会上瘾吗？他们说会，我绝对不学，坚决不会沾上瘾的东西。

4 作为一个经历了改革开放40年的演员，你对行业、国家的变化有哪些深刻感受？

成龙：中国改变太大了，对我来讲，没改革开放前的内地好像很神秘、很穷，让人充满了担心和害怕。后来师父带我们去看《杨门女将》、《智取威虎山》，突然觉得他们功夫怎么这么厉害，看的时候太震撼了。记得以前上海东方明珠那里就是烂地一块，当时还有人说要不要在这里发展个明星城，当时谁会想要啊，结果后来就建起了东方明珠电视塔。房价从几百万涨到几千万，国家越来越发达，全球各地都有中文。中国改革开放到今天这个地步，我作为中国人很骄傲，就像我在奥斯卡获奖时讲的一样“I am proud to be Chinese”。

采写/新京报记者 周慧晓婉

摄影/新京报记者 郭延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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