导演郭帆：我给《流浪地球》打一百分

郭帆：科幻片的特殊性

是它与国家的综合国力相关

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记者/李行

“我觉得十年差不多能够追到中等偏上的水准”

中国新闻周刊：从国外走了一圈回来后，你说有种危机感，觉得他们如果学会中国文化这种表达方式，会很快扩大在中国的电影市场。科幻领域会有这种文化差异留给中国的空间。你的危机感是怎么产生的？

郭帆：可能都不只是科幻片，我觉得这种商业类型的电影，也都会存在危机感。前几年，电视局(指广电总局)每年都会派导演去到好莱坞交流学习，我是2014年第二期去的，去的是派拉蒙。

现在好莱坞六大电影公司都已经来到了北京，前年分别在北京成立了分公司或办事处，也就是说，其实他们已经盯住了我们的市场，主要是中国市场太大，它会很快超过北美。什么地方的市场大，好莱坞就会被聚集，然后就把这个地方变成了好莱坞。其实电影工业说得简单一点，就是一个操作工具，我们有了这个工具，就可以更多地去完成我们想做的事情。

一开始局里并没有说你们去那具体干什么，就是说交流学习，其实就是让我们去看到中国跟好莱坞电影工业的差距。当时看了之后觉得差距实在是太大了，简单来形容，我们更像是手工作坊，而人家是一个产业化、工业化的体系。这是巨大的一个区别，而且这个区别不光是在工具上，还包括管理方式，以及我们的观念上，这个是全方面的差距。而我们大概要用十年的时间去追赶好莱坞的电影工业。

中国新闻周刊：你觉得十年够吗？

郭帆：我觉得十年差不多能够追到中等偏上的水准。拍摄工业水准，我们大概有25年到30年的差距，我们需要十年来追上；特效大致差距在10到15年。

中国新闻周刊：你合作的几个后期公司在国内应该也是做得比较好的，他们在国内的生存现状怎样的？

郭帆：其实且不说国内顶级的特效公司，即使好莱坞顶级特效公司，如果连续三个月没活干的话也得倒闭。比如工业光魔，2000人的规模，包括威塔，2000人的规模，这么多人，他们如果没有活，就一定会出现问题，即便工业光魔也撑不过三个月。国内同行必须得不断地有类似的这一类片子出现，才能生存下去。

中国新闻周刊：像工业光魔，当时对你们项目很感兴趣，后来没合作是因为报价吗？

郭帆：对，实在贵太多了。大概差十倍。还有一个沟通成本问题。沟通成本包括两个方面，第一，不是语言问题，它是文化的差异问题，比如我们一些很传统的、很中国文化的这些东西，他们可能就根本不能理解，这是一个文化障碍。另外一个障碍是什么？就是说一般这种一线的好莱坞特效公司，都在制作好莱坞一线的大片，那么它很难把好的资源分配给你。

“我觉得每一个导演在现场都是在去演一个导演”

中国新闻周刊：你们在国外走这么多圈，了解到他们当时科幻片的起步阶段，跟你现在拍《流浪地球》的这个阶段，有什么不同吗？

郭帆：起步阶段，我觉得是接近的，因为科幻片有一个特殊的属性，就是它跟国家的综合国力相关，因为科幻片的创作也是基于现实。比方说我们玉兔能够登陆到月球背面，然后拍照片，那么国人就会坚信我们的航天力量。那么我们在电影中看到我们的航天员，包括空间站，就不会怀疑。所以在一开始美国真正科幻兴起的时候，上世纪70年代末期，有另外一个背景。当时处在冷战的高潮期，所以它从各个方面都需要证明美国是有足够的综合国力，然后国内的观众也特别希望看到美国是强大的，因为是要对抗苏联，这是一个背景。我们现在正好是一个复兴期，中国的文化自信，以及我们国民对自己国家的信心会越来越足，这样的话才能给我们科幻创作提供土壤。

中国新闻周刊：筹拍过程中的预算超支有几次？

郭帆：大概有两次。前期拍摄中的超支是由于超期带来的，因为比想象中的要难拍很多，我们超期超得比较多。另外一个超支是在特效的部分。也跟缺乏经验有关。

中国新闻周刊：在片场，发生什么事情是你不能容忍的？

郭帆：低级错误。因为我们做的这个东西，但凡是因为我们探索工业化过程中所犯的错误，或者说我们之前传统拍摄中没有过的东西、没有过的部门、没有过的职位、没有出现过的人或做的事情，出现了问题我都可以容忍，因为我们在探索。但是如果常规拍摄中那种基础性的错误一而再，再而三犯的话，我就会比较生气。

生气和不生气其实是需要有规划的。有时候大家松一点，可能需要用这种方式去让大家紧一紧；如果大家都很疲惫的时候，也需要用一些放松的方式让大家能够松快一点。我觉得每一个导演在现场都是在去演一个导演。

中国新闻周刊：有哪一场戏是你个人特别喜欢，但没用到电影里的？

郭帆：有一场是韩子昂，就是吴孟达老师演的那个角色的回忆，他回忆他年轻的时候，因为我们设定那个年轻角色是一个1999年出生的人，当时他在上海打工，就是在冰天雪地的环境下变回到今天上海的样子。那段没用到片子里。

中国新闻周刊：对于中国科幻工业的发展，从扶持的角度讲，你觉得哪些方面可以有改善空间？

郭帆：如果从一个良性发展的角度来讲，我觉得可能需要更多的补贴，特别是物理特效部门。所谓的物理特效部门，就是我们制作枪支、外骨骼、装甲这些特殊道具的部门。 如果说待遇，包括社会认同感，达不到创作人员原来的那个行业内的标准的话，他就很难说我不干之前的，我来做这个。包括很多概念设计师是在游戏公司，游戏公司本身薪金就高，他为什么要过来？这不光是一个热爱这么简单的事情，他得解决这些问题，所以包括一些海外人员来到国内，他怎么去解决子女问题，配偶问题，住房的问题。

中国新闻周刊：在你个人的评分系统中，假设10分为满分，你给自己这部戏打几分？

郭帆：我得加一个认定条件，就以我个人能力来讲，我打百分。因为我觉得我和团队已经竭尽全力了。包括到现在我们的工作人员还有在医院住着，就是被累倒的。

“我觉得电影不要直接跟民族情绪挂钩”

中国新闻周刊：你是什么时候觉得自己特别适合做导演的？

郭帆：就是十五六岁的时候吧。 当年看了两部电影，一个是美国导演卡梅隆的《终结者2》，我觉得那个片子从技术角度，从人性角度，从情怀角度上看，都是无与伦比的，即便是今天，我也拍不出来那种，太厉害。另外一部是陈凯歌导演的《霸王别姬》。看了这两部影片后，我特别希望去做电影，因为之前小时候喜欢画画，我特别希望我的画可以动起来、有声音。

中国新闻周刊：你觉得你最擅长和不擅长的地方是什么？

郭帆：我最擅长图像表达，因为我原来画漫画，所以我几乎可以把所有文字都转化成图像。不擅长的是人际关系处理，只不过现在我觉得比原来好很多。

中国新闻周刊：在这个片子制作的过程中，你经历的最低潮期是在什么阶段？

郭帆：后期阶段。包括剪辑的尾期和特效的中后段，工作量大到你计算一下，就是不吃不喝不睡，时间都不够的感觉。那段时间几乎每天只睡两个小时。这期间需要不断地去做心理建设，每天睡觉前都会有疑问，都会自我怀疑，就是人生三问：我是谁，我在干啥，我要去哪儿。基本上都是这种问题。

中国新闻周刊：有答案吗？

郭帆：没有，其实就是在想要不要继续坚持下去。

中国新闻周刊：现在，有些网友说，喜不喜欢这部电影跟爱不爱国画等号，对此你如何评价？

郭帆：我觉得电影就是电影，最好不要跟民族情绪直接挂钩。其实这部电影很简单，就是讲的父子情感。

(丁彦婷对本文亦有贡献)

《中国新闻周刊》2019年第5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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