导演:我刚刚录制了最纯粹的故事

3月3日晚7点钟，导演范石光和三名剧组成员丁可丁、谢淑豪、周晟乐登上了一列绿色的开往武汉的列车，在卧铺车厢里“咣当一声撞了一夜”。到达武汉后，一种像飞机一样的震撼感迎面扑来：“在我的一生中，我从未见过一个城市既空又空。”

在此之前，范已经在上海拍摄了一个多月，记录了这个大城市的防疫和控制情况。没有精确的预期，只想着“能拍多少”。三月份，我突然收到了去武汉的通知，第二天就出发了。

在武汉这个安静的城市，范呆了28天。在过去的一个月里，他和他的团队采访了来自湖北上海医疗救援队的近100名医务人员，并记录了隔离病房里的瞬间。这段视频持续了3万多分钟。

几天前，关于抗击艾滋病的纪录片《人间世》被播出。作为总导演，范对说：“有时候我会反思，经常讲述，总是记录。支持我们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的不是艺术创作的激情，而是真实记录的使命感。”

记录真相并不容易。在火车上，范与成员敲定了三家蹲式医院：金印滩医院、同济医院、光谷医院和雷神山医院。在确定了分工之后，范早早起床，每天都要搭便车，往返于他的住处和医院之间，行程100公里。蹲在医院时，他们必须像医务人员一样，习惯于穿防护服四五个小时。在护目镜的压力下，他们的眼球又肿又痛，而且他们经常感到缺氧。“生活不会忘记那种感觉。热是可以忍受的，但缺氧是不可忍受的，你无法克服它。”

记者范在深度新闻报道的第一线奋力拼搏。纪录片不同于手机新闻拍摄方式。他需要“蹲射”——深入到一个地方去观察、熟悉、体验和记录，最终得到自己的观察结果。“通过蹲式拍摄，我们可以与所有医生和病人建立密切联系，并对这里的人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、人与疫情之间的关系有更深刻的了解”。

“在红区，一个人穿着防护服。如果你不写他的名字，你就不能知道他是医生还是护士，他的年龄甚至他的性别。但另一方面，这实际上是为了让红区的故事更纯粹，让人们之间的关系更纯粹。”在这样一个“个人信息模糊”的环境中呆了很长时间后，范觉得自己对医务人员的了解越来越清楚、越来越深。

范蹲在红区的时候，正在走廊里跟一个护士聊天。她在这里照顾的一个病人不久前突然去世了。病人的手机留在铁柜里。在他去世的那天晚上，他的手机一直响个不停，直到没电。

另一名护士告诉范，在护理了一名无人陪伴的死者后，将床推到走廊，坐在大约10米的位置，像亲人一样陪伴了他10分钟。

这两件事深深打动了范。“我们进入疫区时真正观察到的是纯粹的、更重要的人际关系，这是我们在繁忙的日常生活中看不到的。”

范意识到，无论是插管器、护士还是清洁阿姨，每个人都有着独特的个人记忆。"我们不仅应该有宏大的叙事，还必须有个人记忆和经历的叙事."于是，除了主观摄影，范还开始计划采访——名医务人员，并做口述历史。

在制作过程中，范与已故编辑发生了争执。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编辑，多元化导演认为这部电影应该更像一部“电影”——叙事结构和逻辑，精致的设计和巧妙的连接。不过，范认为这样做的初衷是为了保留更多的个人记忆，而不是因为编辑需要破坏个人的记忆。“不能为了完成叙述去消耗别人。面对重大灾难，我们需要仔细考虑一下。这有历史价值吗？”

由于大型摄影器材的消毒难度较大，手机已经成为范和他的团队成员的一个重要拍摄工具。“拍摄后，摄影师从人员通道出来，手机从污染通道出来，被酒精浸泡，取出后是湿的。”

每当范石光再次打开手机，等待LOGO出现时，他都非常紧张，“因为害怕丢失所有的资料”晚上回去后，范坐在床头，拿出自己的电脑和手机重新备份起来，一个一个地发送视频。“如果视频非常大，备份速度非常慢。每一天每一夜都是这样过去的，传输后会更让人放心一点。”

在金印滩医院，一位女病人在出院前拿出纸笔，写下每位护士的姓名和电话号码，并向她们鞠躬。一名市民穿着厚重的皮卡丘服装，手里拿着一张“谢谢”卡，在路边站了几个小时为医疗队送行。范说：“这是一件非常真实的事情

“我们以前可能不喜欢喊口号。我们觉得口号是空的。”然而，在经历了武汉的一切之后，他对“谢谢你”和“武汉加油”这两个词有了前所未有的理解和感触。"每一次哭泣都必须有自己的内心故事和真实感受。”